隋代译经

◎ 王亚荣

大兴善寺的佛经翻译在整个隋代的译经事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兴善寺译馆是敕建，一切所需官供，物质条件优裕。所处位置在京城，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隋文帝提倡佛法，大兴城名僧荟萃，南北佛教学派都可在此研习探讨。

历代的佛经翻译，如从唐代以前算起，东晋的译经僧最多，高才大德者二十七人，次为南朝刘宋，二十三人，又次为萧梁，二十一人。隋代立国仅约三十八年，名登经录者亦有二十余人，数量亦是不少。经录所记不尽一致，《内典录》云隋代译僧二十余人，开元录》云隋杨氏都大兴，自文帝开皇元年辛丑，至恭帝义宁二年戊寅，相承三帝三十八年，缁素九人所出经论及传录等，总六十四部三百一卷。这九人就是瞿县法智，毗尼多流支、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法经、宝贵、费长房、达摩笈多、菩提灯等。菩提灯是否是在隋代译过经，《开元录》的作者也无定论：沙门菩提灯，外国人也，不知何代译《占察经》一部，因此《开元录》中所载隋代译僧，比较可靠的有八人。这八人都曾供职于兴善寺译场，他们译经生涯的光辉时期都是在大兴善寺内度过的。这八人都与译经有关，但法经之所以《录》上有名，因为他在大兴善寺内奉敕编了一部经录，凡七卷，后世称为《法经录》。费长房曾是僧人，后被迫还俗。入隋，文帝召其入大兴善寺助译，为翻经学士，以编撰了一部《历代三宝纪》著名。释宝贵也未曾任过译主，他把凉世法丰、周朝称藏，梁时真谛和阇那崛多等四人所出的品目不同的《金光明经》合为一部，后世称道。如果以《开元录》的记载为准，隋代的佛经翻译实际上就是大兴善寺的佛经翻译。

在所译出经论的门类方面，两晋南北朝译的经多论少，而大兴善寺译馆所出论却不少，弥补了前代的不足。从反面来说，也是当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律、论三藏次第相传的客观事实。隋唐时期是印度佛教完全中国化的过程，宗派的建立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大兴善寺译馆所译出的经典无疑丰富了当时的各派佛学思潮，于唐代各家的创宗立说不无裨益。

已故我国著名佛学家汤锡予先生在考察隋唐佛教的传译情形时，对于隋代的佛典翻译予以特别的注意。他以隋初译经情况为例，叙述了齐僧宝暹等十人的西域采经，隋文帝诏令立译馆及译场工作的程式和规模，指出：此事足见隋唐译事之特质，盖我国人亲寻经典，能自行翻译，此已启其端也。（《隋唐佛教史稿》）说明隋初的译经在中国的佛经翻译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实际上，如汤氏所说的隋初佛经翻译情形完全是大兴善寺译经馆最初创设经过。

摘自《隋唐佛教研究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