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师经》的出现及玄奘的再译
◎ 李 翎
这个题目清楚的表述是玄奘为什么再译《药师经》? 笔者认为这个现象的背景就是道教。
佛陀教法,去仪式化、反对肉体成仙,这些都在《药师经》中得到强调。尽管如此,按传统印度观念,医师虽然治病救人,地位并不高。《摩奴法典》记在祭祀的时候:医师、示人以偶像的祭司、卖肉者,以商贾为生者,应该被排斥在一中诸神和祭祖灵的仪式之外。所以,药师地位的提高大约始于公元3、4世纪,属于湿婆教复兴之后的现象,这个教派藉苦行和瑜伽以求得道成仙。所以,类似汉本《药师经》的梵文湿婆派文献,可能出现在印度教复兴之后,即公元4、5世纪以后。传说最早的汉文本《药师经》即慧简抄经,可能正是抄录了这类经典。并在抄写时,将药师前面的敬称至尊译成如来(国人通常认为此词等同于佛),以向习惯于将如来理解为佛的中国信众,表明经文的归属。之后其他的汉译本大同小异,大多遵循这一体例,将药师译作如来或干脆直接称之为佛。慧简译经时代是中国的南北朝,这个时候中国的道教开始发达,不同地区不同教派非常活跃。修仙、服丹正是道教追求长生的外在表现。而佛教一直以来缺乏对肉体的关注,甚至可以说是对肉体的厌恶。这种思想显然不能得到中国贵族的认同,于是这个时期进入中国的大乘佛教经典,开始表现为一种更具普世性的变革,那就是大量引入祛病长寿观念,慧简的抄经不能排除这个企图。
唐代的玄奘以及义净再译此经,道教仍然是主要原因。笔者之所以这样说,原因之一是玄奘归国后以译制唯识和理论化的经典为主,这类科仪性质的经本,原本不在玄奘视线里。义净的出国目的是寻求律典以规范中国教界,回国后,义净的翻译也以律典为主,强调现世利益、延命却死的《药师经》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入律典中。所以,玄奘、义净再译此经别有目的,是以此对抗唐朝当时的主流宗教:道教。并有可能是以此经进献给可以左右佛、道在中国地位的当朝皇上。期待以此经说明佛教不仅有形而上学的理论,也有可以实际操作的延生之法。
一般认为,玄奘的《药师经》译成于650年,那时是大师回国的第5年、高宗李治登基的第一年,并且年轻的君王只有23岁。玄奘大师回国后集中精力翻译唯识学经典,也间或译一点密教文献但不多。这部药师经的再译,疑点在于它既不是大师关注的领域,也与护国保王无关。那么再译这部经的动机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与道教抗衡。
唐代自太宗李世民开始极力推崇道教,将佛道的排列顺序变更为僧于道后。在民间,一些文人和隐士自南北朝以来开始盛行服丹延命之法,到唐代更加流行且上达宫廷。炼丹、服丹成为当时贵族中间非常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玄奘从印度回来,太宗让大师将《道德经》译成梵文给印度人看,明显表达了太宗认为让人修身长生的道教比空谈修心的佛教要胜出一筹。但是在相关玄奘大师生平的记载中,大多不提翻译《道德经》之事,明显看出玄奘及其弟子对这件的不得已和不赞赏。并且他也由此意识到,想把太宗的思想转到佛教上是不可能的,这样过了5年。当23岁的李治一登基,玄奘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不失时机地将《药师经》译出,献给年轻的皇帝,以此来说明佛教中也有却死长生的宝典和方法,希望以此可以改变年轻的皇帝对佛教的看法。当然,在印度生活了17年的玄奘,一定清楚这部经的性质。
更有意思的一件事,发生在公元757年,也是大师玄奘再译《药师经》的一百多年后,佛教在唐帝国的处境远远好过玄奘时代。当时是肃宗李亨当政,肃宗的御用僧人元皎在这一年建了一个道场,这个道场正是药师道场。然后日夜行道、燃灯。据说,最终道场显灵,在道场中长出一棵李树,这棵李树的长出,令肃宗大喜,赐元皎官升内供奉。
史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唐朝受到致命打击,由此国势不振。756年7月李亨即位,757年的6月,也就是即位一年后收复了长安。如果说元皎在凤翔为皇上建药师道场,中间没有耽搁时间,通过僧人的努力,那棵神奇的李树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长出来了。显然,这是僧人常用的幻术。元皎利用药师道场,令其在几个月时间内长出一棵树,并且是一棵李树,以证明李唐气数未尽,鼓舞士气。非常自然的是在李树的鼓舞下,757年6月就收复了长安、10月收复了洛阳。至此,大局基本平定。事实上,如果是别的道场,元皎也会让李树长出来的,之所以要建药师道场而不是别的道场,目有在宣传药师信仰的灵验。
摘自《宗教美术研究》
更新于:1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