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 方

魏晋时期是中国战乱频发、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但在凉州，却是相对和平稳定的一段时期，这使得佛教在凉州得到了多方位的传播，并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闯荡激扬，参差交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佛教思想。竺法护，就是当时活跃在凉州的最有名的高僧。

竺法护本是西域月氏国人，世居敦煌郡，八岁出家，礼印度高僧为师，随师姓竺。竺法护年幼即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读经能日诵万言。青少年时，更是博学强记，后深感曹魏年间佛教徒只重视修建寺庙和塑绘佛像，而忽视对西域佛典的传播翻译，因此随师西游西域等地寻经学法达二十余年，学会了西域三十六国的语言文字，具有翻译佛经的语言能力。那时候，适值晋武帝统一全国，注重教化治理，社会安定，出现了邑民安居乐业的经济繁荣之世，史称太康之治。竺法护携带胡本经卷返回凉州，随地择时进行译经工作。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共传译佛经一百五十余部。期间，他曾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声名远扬，各地僧俗从学者达千余人。《出三藏记集竺法护》载，四方士庶，闻风响集，宣隆佛化，二十余年。天竺僧人竺力、龟兹居士帛远信、西域僧人康殊和帛法炬都参与了竺法护主持的译经活动。

竺法护是西晋时代译师中译出佛经数量最多的学者，所译经卷皆为大乘典籍，包括《般若》《华严》《宝积》《大集》《涅槃》《法华》等经典，举凡当时流布西域各国的佛教要典都有传译，为大乘佛教在中原的流传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梁僧佑在《出三藏集记》中称赞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竺法护之力也。

竺法护的译经风格，忠实于原本而不厌详尽，一改从前译家随意删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译本形式上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饰，而给人以辞质胜文的印象。所以，佛学家常将竺法护译本用作对照异译的资料，对后世译师理解经义帮助很大。东晋道安大师称赞他译的《光赞般若》事事周密、《放光》互相补益、所悟实多，又说他译的《渐备经》说事委悉、《兴显经》辞叙美瞻、更出《首楞严》委于先者，对佛教义理的精深研求具有相互启发的作用。

竺法护译出的《正法华经》是《法华》最初的全译本，经印度沙门竺力和龟兹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订，又由法护向一些学徒口校诂训，讲出深义，并在檀施大会中日夜讲说（见《正法华经后记》）。竺法护热心弘扬《法华经》，对于其后鸠摩罗什大师新译经本《法华经》的流通创造了条件。般若学派心无宗创始人支敏度见到竺法护所译经本，十分感佩，曾将竺法护译本《维摩诘经》《首楞严经》分别对照旧译，编成合本，为后世学者研读学习提供了兼通的资料。

永嘉二年（308）十月，竺法护于敦煌圆寂，时年七十八岁。由于法护圆寂于敦煌，当地人民敬仰他献身佛教，救拔众生，而送给他敦煌菩萨的美称。竺法护又是佛教玄学的开风气之人，他译出的那些大乘经典，特别是般若类经论，成为佛学与玄学相结合的桥梁，而他本人又研几极玄，所以又深受玄学名士的推崇。东晋孙绰写的《道贤论》，举出七名佛教名僧，比拟玄学名士竹林七贤。其中把法护比山涛，论曰：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可见在魏晋玄佛合流的思潮中，竺法护又处于佛教玄学之首的地位。

摘自《凉州佛教历史概述》